文章介绍
1.余干工行以人为本做好夏季防暑工作
面对今年盛夏持续高温天气，余干工行采取多项措施，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加强安全设施维护，保障员工身心健康，促进业务经营安全运行。 一是完善降温设施，对支行办公大楼、网点的空调、通风、排气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落实检修和更新，确保降温设施正常运转，为员工、客户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并要求空调一律设置26度，做到节约用电。 二是注
中国网江西频道6月26日余干讯（杜海峰 记者 章荣富 报道）面对今年盛夏持续高温天气，余干工行采取多项措施，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加强安全设施维护，保障员工身心健康，促进业务经营安全运行。 完善降温设施，对支行办公大楼、网点的空调、通风、排气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落实检修和更新，确保降温设施正常运转，为员工、客户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并要求空调一律设置26度，做到节约用电。 注重以人为本。关心关爱员工，针对高温季节，鼓励员工休工龄假，禁止带病上班，要求信贷员、客户经理合理调整夏季高温外出营销时间。同时，加强对营业大厅公等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整治，注重对蚊蝇鼠害的预防，防止夏季疾病的发生。 加强消防管理。组织人员对支行所有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确保消防设施能正常使用，同时对支行办公大楼、网点、离行式自助银行的电源线路、通讯设备、机房等关键部位进行维修，防止高温天气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事故。 开展“送清凉”活动。支行工会购买了感冒药、发烧药、腹泻药等常用治疗药品及人丹、十滴水、风油清、清凉油等防暑药品，由行领导带队上门送到一线各网点，并了解员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及时解决员工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同时，向员工宣传夏季卫生防病知识防暑降温常识，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夏季各类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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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春节农村市场调查：155个集贸市场中过半有疑似假冒产品
在山西永济市，小女孩在农村集市上买到了心爱的玩具。 人民视觉
在山西某农村市场上，坐在婴儿车里的小男孩抬头看妈妈给自己选气球。 人民视觉
山东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的农村消费者正在选购水果。 人民视觉
在甘肃平凉市泾川县窑店镇乡村集市上，一名村民正在出售手工面。 人民视觉
黑龙江鹤岗市新发村某食杂店为方便顾客开通手机支付。 人民视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张丹峰
建设一个供给丰富、需求旺盛的农村市场，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期间，记者在江西、湖南、黑龙江、江苏四省部分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前农村市场呈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优质商品少、优良服务少等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深挖农村消费潜力，需要继续做好增加优质供给的大文章。
品类多，品质优——
农民消费更便利
农历正月初六早上6点，江西贵溪市罗河镇的罗河集贸市场就早早开张了。经营早点、熟食、肉类、蔬菜等品类的摊主陆续就位，在各自摊位前忙碌着。7时许，很多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叫卖声、砍价声不断。
家住新田村的费福圳手里已经拎了不少菜，“今天有很多亲戚要来家里拜年，所以我一早就来买菜。现在镇里有了集贸市场很方便，东西很齐全，随时来都能买到，不像以前那样要赶在年前大采购。”
罗河镇新区居委会负责人应永昌介绍说，罗河集贸市场现有商铺30家，固定摊位60个，外围还有流动摊贩，经营的商品有蔬菜、肉类、水产、粮油、熟食、小吃、水果、生活用品等，是罗河镇5万多居民的主要消费场所之一。每天人流量达7000余人，春节期间增加到1.2万人，每天营业额超过60万元。
今年春节，农村传统消费韵味醇厚丰富多彩，个性化、品质化新兴消费亮点纷呈。澳洲龙虾、智利樱桃、越南青芒、泰国榴莲等进口生鲜也摆上了村民的餐桌。农村居民的春节账单同样折射着消费升级的趋势。
品类多起来——
“二伯家的哥哥和姑姑家的弟弟们都来了，想一起打篮球，所以就来超市买了一个篮球。”正月初四，在江苏淮安市五里镇的一家超市里，当地小伙张淼正在挑选篮球。他告诉记者，以前买篮球得上县城，现在就近就可以解决。
“镇上大型店面多了不少，各种南货北货一应俱全。”张淼说，过去五里镇家家户户住得比较分散，除了五里街上有两三家超市，其他地方都是小商店，商品种类少，选择不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现在镇上的小区建了不少，道路整齐、人流集中、需求更旺，众多商超应声而起，这几年就新开了七八家超市。
品质优起来——
“今年买年货，一点都没犯愁。” 湖南常德市汉寿县丰家铺镇东岳庙社区居民邱婷婷说。记者来到东岳庙卫生院旁边的一家超市，食品、饮料、调味品、日用品等商品很齐全，多以知名度较高的品牌为主，价格与县城里的大型超市相差不大。以百事可乐为例，县城大型超市2L规格产品的价格为6.9元，社区超市标价为7元。
“去年店里就能用微信、支付宝收付款了，既方便顾客购买也方便我记账。”黑龙江鹤岗市新发村文华食杂店的苏文华说，“店铺用的是自家盖的平房，没有房租，所以除了进货也没啥额外成本，和大超市价格持平，我就有钱赚。”
记者在文华食杂店看到，货架虽然不多，但立白洗洁精、康师傅冰红茶、益达口香糖等品牌商品一应俱全。
观念新起来——
重口多油，无辣不欢，这是一些中部省份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但近年来，随着健康饮食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地方的饮食也在打破旧的习俗。
今年春节，江西上饶市余干县黄金埠镇五雷村“90后”小伙吴国亮除了以往常备的食材，特意采购了海参、墨鱼等水产干货，另外，赣南橙子、车厘子、栖霞富士苹果也准备上了，“过年少点辣，多点水果，不光家里人吃，来了客人也好招待。”
“现在村民消费心态有变化，更加理性了。”张淼说，过去买东西不方便，所以大家只好囤购，把好长时间需要的东西一次性全买齐，最后发现有些用不掉，浪费了不少。现在不同了，春节消费更加日常化，有什么消费需求随时都能得到满足，消费频率更高，时间上更分散，一次性的集中购物少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其中，乡村市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随着消费需求不断释放，新消费动能也在不断积蓄。买小汽车、换新家电，做发型、去按摩，连文化消费也从“高配”走向“标配”：“走，上县城影院看电影去！”
“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带动新的消费理念、各大电商重视农村市场、电商消费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等，这些都是推动农村消费迎来新面貌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研究员王蕴说。
新渠道，新服务——
“买难”矛盾有缓解
“现在买东西比以前方便多了，但还是有一些需求难以满足。我父亲已经90多岁了，冬天太冷，想给他买一台空调，但在农村就很难买到合适的空调，选择太少。最后还是我姐姐从城里给父亲买了一个送回农村。”五里镇居民苗凤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过去农民收入不高，需求也少，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就可以了。可是随着收入上升，农民的需求也在升级，对商品质量、功能、品牌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在一些农村，供给跟不上需求，“买难”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今年春节，一些电商平台和大型商企针对农村消费新特点，推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服务，为千家万户送去了更优质的商品、更好的服务。“买难”矛盾有所缓解。
南方天气湿冷，洗衣服很难晾干。以前，邱婷婷听人说有专门的衣服烘干机，想买来试一试，可在镇上根本买不到。今年情况不一样了：电商下了乡，邱婷婷购物多了一个既方便又丰富的渠道。在京东商城，全国各地的特色产品随意挑选，送货上门也很方便，大多数订单可以实现次日送达。今年的年货，从家里小孩吃的零食，到年夜饭吃的大米、喝的酒，邱婷婷都是从网上下单购买。
虽然有时网购还不能送到家门口，但黑龙江鹤岗市五道岗村村民袁欣觉得现在买东西比过去方便多了，“如果买大件电器产品，到市区店里看好了就可以预订，当天或者第二天，商家就能送到家门口。不仅有海尔、美的这些国产大品牌，连西门子那样的‘洋品牌’都有。”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认为，近年农村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但是农村消费也面临着主体发育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一些发展瓶颈。针对这些问题，商务部将重点深化电商进农村的综合示范，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动，组织电商企业举办“品牌消费、品质消费进乡村”活动，既要让农民消费，也要促进农民增收。
补短板，强监管——
消费安全待提升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当前农村消费市场质量有很大提升，但依然存在一些老大难问题。
食品安全和源头追溯等问题依然困扰着消费者。在罗河集贸市场猪肉摊前排队的罗河镇居民屠卫芳说：“市场里的蔬菜、家禽和肉类大都是周边的农户自产自销的，还比较放心。但那些熟食和糕点摊的东西我不敢买，很多东西连保质期都没有，吃着不安心。”
贵溪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郑贵荣表示，农村集贸市场的食品经营户大部分食品安全意识不强，加上家庭作坊式生产、来源分散等特点，导致卫生管理制度执行不严，食品可追溯性不强等问题。为此，春节前夕该市市场监管局各分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10余个规模较大的农村集贸市场进行了专项排查，重点对各类食品和农特产品进行现场检查和抽样检查。同时，要求各乡镇市场开办者抓好管理，禁止未检疫家禽家畜、无生产日期食品等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销售。
维修难、退换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农村购物往往是‘一锤子买卖’，商品离开了柜台，再想去退换或者售后维修，就很难了。”张淼说，春节前，他们家的洗衣机出了点问题，拿去店里修，店长推三阻四，就是不肯免费维修，只能另付修理费请他们维修，结果没两天又坏了。最后只好去城里买了一台新的，“虽然要在路上多花些时间，但总算售后有保障了”。
商务部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工业品下乡。完善农村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推动传统零售网点、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建设改造，支持电商平台和工业企业在农村开设服务站，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维修难、退换难等问题。
假冒伪劣尚未根治。春节前，中消协发布的《农村集贸市场调查体验报告》显示，农村集贸市场涉嫌假冒产品和“三无”产品问题发生率相对较高。实地调查体验发现，155个农村集贸市场样本中有87个市场存在疑似假冒产品，涉嫌违规发生率为56.13%。此外，消费者反映的虚假宣传、过期产品、“三无”产品等占比均超过三成。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商品服务监督部主任皮小林看来，农村地区假冒伪劣根治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农村市场供应链条比较长，一些地方上游供货管理流程较为混乱，货品的来源管理确实存在不到位、不明确的地方。其次，农村市场经营主体多，但市场本身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监管力量也比较薄弱，这容易让假货钻空子。再次，农村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目前还比较欠缺，投诉渠道也不够多，往往陷入“不知其假、买了吃哑巴亏”的困境。
调查中，许多消费者认为，要针对农村市场特点，制定相应管理制度，确保农村消费安全。
——做好顶层设计，强化市场制度建设，开展制度上墙、措施落地行动。特别关注涉及食品安全、质量保障、价格计量、卫生消防、经营秩序以及现场投诉等相关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
——监管部门要严格执法，加力打击市场乱象，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大力开展农村消费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商家坚守质量安全底线，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大力推广示范点建设，带动整个农村消费市场向好向优。
“以农村集贸市场为例，市场管理方和经营者是市场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应当增强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把质量安全放到生产经营的优先位置，强化安全巡查、质量跟踪、价格公示和秩序管理，优化市场内不同种类商品的分区布点，杜绝假冒伪劣和‘三无’产品，消除安全隐患。”皮小林说。
王蕴认为，要根据农村消费特点和消费升级需要，探索建立以商品供给、经营环境和消费维权等为重点的消费者满意度评价体系，发现和培育一批消费者满意的示范市场，总结和交流市场建设与管理中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去年农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链接）
2018年，我国城乡市场结构继续优化，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大、空间大。
乡村市场零售占比稳步提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等相关政策措施逐步落地和网络销售渠道逐渐向农村地区下沉，农村地区消费环境持续改善，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继续快于城镇，乡村市场占比稳步提高，消费市场城乡结构持续优化。2018年，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1%，增速高出城镇市场1.3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快于城镇居民等因素带动下，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名义增长10.7%，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高3.9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大，增长空间大。以农村汽车市场为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汽车的保有量较低，一些农村居民出行还是依靠安全标准低的三轮汽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对农村居民报废三轮汽车、购买3.5吨及以下货车或者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给予适当的补贴，引导农村汽车消费的升级。
（尚 文整理）
(来源:人民日报)
3.“两湖”禁捕之后
新华社
这是在鄱阳湖湿地地区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鲤鱼洲管理处周边水域拍摄的越冬候鸟(11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经历了今年汛期的超警戒洪水后，我国两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又复归平静。
人湖相依，共生共存。千百年来，鄱阳湖、洞庭湖为栖息于此的自然万物提供庇护，让生命得以孕育。
江湖一体，江湖两利。鄱阳湖、洞庭湖又被誉为长江“双肾”，与长江构成生命有机体。然而，由于环境恶化、滥捕滥捞等原因，长江“双肾”健康一度堪忧。
今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类分阶段实行禁捕。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出台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江西省、湖南省出台方案，鄱阳湖、洞庭湖从1月1日起开启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
在湖南常德汉寿县蒋家嘴镇，一名过去在洞庭湖捕鱼的渔民在汉寿县捕捞渔民退捕协议书上按下手印(2019年12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告别滥捕滥捞的历史，经受住洪水的考验。全面禁捕，给长江“双肾”带来新生之机!
生态之变：从全面衰退到全面修复
今年，江西省九江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在鄱阳湖火焰山水域一次性发现上百条刀鱼群体，并发现多处疑似刀鱼产卵场。
“这是近十年来首次在鄱阳湖发现大量刀鱼群体，表明鄱阳湖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江西省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戴银根说。
这是11月11日在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候鸟。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烟波浩渺、水草摇曳、银鳞游泳……曾经，鄱阳湖和洞庭湖上最平常的一幕，如今却成为人们对长江“双肾”的最美记忆。由于环境恶化、滥捕滥捞等原因，两湖生态环境一度不断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渔业部门曾进行普查，当时湖区鱼类共有158种。而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鄱阳湖鱼类减少了30余种。鲥鱼、胭脂鱼等濒临灭绝，四大家鱼也越来越少。
在洞庭湖区，被称为“洞庭之心”的大通湖，由于过度投肥投饵养殖、捕捞鱼类及面源污染等原因，在国家地表水水质断面考核中水质一度为劣V类。
长江“双肾”病了!
自2002年起，我国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每年3月至6月鱼类繁殖产卵的季节，鄱阳湖、洞庭湖禁止所有捕捞作业。但禁三个月、捕九个月，依然难以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从今年1月1日起，两湖从季节性禁捕转向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开启全面修复的新阶段。
湖面上不见了往年渔船出港、渔民下湖的热闹场景，取而代之的却是处处悄然勃发的新生机。
越冬候鸟栖息在鄱阳湖湿地水域(11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秋日的大通湖，水天一色，水草摇曳，湖鸟如精灵般掠过。
通过生态修复，如今，这里已摘掉劣V类水质的“黑帽子”，水质明显提升，消失的螺、蚌、鱼、鸟等都开始回来了。
“今年6月，在湖区监测到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鸭、低危物种棉凫。”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大立说。
被野放的麋鹿在江西鄱阳湖湿地奔跑(2018年4月3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近五年来首次在夏日监测到白枕鹤、麋鹿种群数量由两年前野放时的47头扩大到55头……鄱阳湖区也迎来越来越多“新居民”。
“如今，湖区不少人都看到过江豚成群结队嬉戏的场景，这表明鄱阳湖生态正加快恢复。”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局长谢连根说。
2019年12月8日，国内多家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在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120只被救治的珍稀候鸟成功放飞。这是工作人员放飞两只白枕鹤。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生活之变：从靠湖吃湖到靠湖兴湖
伴随切割机飞溅的火花，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南矶乡矶山村渔民吴克虎的两条渔船被拆解了。
在湖南常德汉寿县蒋家嘴镇，工作人员在洞庭湖边驾驶挖掘机拆解渔民上交的渔船(2019年12月17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船是我主动上交的，政府有补偿，还给办了社保。”56岁的吴克虎和妻子打了大半辈子鱼，洗脚上岸后开了一家农家乐，一年有七八万元收入，比以前捕鱼强多了，还更稳定。
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陆续实施禁捕，包括鄱阳湖、洞庭湖在内的长江流域近30万渔民将交船收网、洗脚上岸。和吴克虎一样，许多一辈子生在湖里、长在湖里的渔民们发现，除捕鱼卖鱼外，原来“靠湖吃湖”还有很多新吃法。
从捕鱼到养鱼，填满“鱼篓子”——
“其他技术不懂，鱼虾的生活习性我可是内行。”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上岸渔民吴华山依旧没有离开水，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发展起稻虾生态养殖，一年有30多万元收入。
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上岸渔民吴华山在展示自己珍藏的两张渔船的照片。这两条船是吴华山还在当渔民时使用的捕捞船只，上岸转业之后，船只上交，他用领到的补贴开始承包鱼塘养殖小龙虾(6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上岸渔民吴华山在自己承包的鱼塘内捕捞养殖的小龙虾(6月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在洞庭湖畔，一个个兴起的生态渔场，不仅让老百姓的“鱼篓子”更健康了，也让渔民的“钱袋子”更鼓了。湖南岳阳市华容县渔民盛国平说，禁捕后，他到当地一家生态渔场打工，每月可以拿到4000块钱，还能学习先进的养殖模式，为以后创业做准备。
从卖鱼到卖景，吃上“旅游饭”——
“春看草，夏看水，秋看芦，冬看鸟。”驱车绕行在鄱阳湖畔，沿湖不少地方主动转型，依托湖区的湖光山色，引导上岸渔民发展生态旅游。
在鄱阳湖康山垦殖场堤坝下，67岁的老渔民朱义才和儿子儿媳正忙着招呼来家里吃饭的游客。“随着候鸟陆续到来，接下来的生意会更好。”他说。
在江西省余干县田园鄱阳湖景区，上岸渔民朱义才(后)在自己开办的农家乐内和儿子一起写当日的菜谱(6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从上岸到上班，变身“上班族”——
南洞庭湖畔，在湖南星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车间，一些上岸渔民正在织机旁麻利地裁剪、串边、缝纫，制作各种体育休闲用品。
工人在湖南星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加工运动用网(10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今年4月，曾在洞庭湖上捕鱼的陈志军来到这里上班，月收入5500元左右。“生产运动用网，劳动强度比原来低，工资却增加了不少。厂子干净宽敞，还有空调吹，很舒服。”他说，在公司，像他这样的转业渔民很多。
理念之变：从竭泽而渔到保护优先
在江西省湖口县，江豚协助巡护队的队员伍后春在观察水面是否有违法捕捞的工具。他和他的父亲、爷爷三代在鄱阳湖和长江捕鱼为生，2017年开始上岸，目前已成为巡护队队员(6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早上8点30分，风轻云淡、江湖如镜，江西湖口县北门渡口码头，湖口县江豚协巡队队员、捕了一辈子鱼的舒银安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任务。
今年汛期，舒银安和队员也坚持定期来岸边巡护，水位下降后又恢复了水上巡护。
三年前，当舒银安加入江豚协巡队、协助渔政人员打击非法捕捞时，身边少数不理解的渔民骂他们是“渔民的叛徒”。
但舒银安很坚定：“不能再这样捕下去，否则鱼都要绝种了!”三年来，无论严寒酷暑，他和协巡队其他队员始终坚守在这片水域，默默守护着这里的江豚和渔业资源。
骂声越来越少，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如今，湖口县江豚协巡队11名队员中，有8名是之前世代捕鱼的渔民。
在江西省湖口县，江豚协助巡护队的队员在鄱阳湖水域巡查(6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从捕鱼到护鱼，是湖区群众理念之变的缩影。
随着全面禁捕的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湖区牢牢扎根，生态保护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
在位于湖南岳阳市的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治避难中心拍摄的麋鹿(8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在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助避难中心，麋鹿“果果”刚喝完牛奶，在草地里躺着休息。
今年汛期，麋鹿的传统栖息地被大片淹没，刚出生的小麋鹿“果果”和妈妈走散后，被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发现，送到救助避难中心。
东洞庭湖麋鹿保护协会会长李政与小麋鹿“果果”互动(7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蔡潇潇 摄
“汛情期间，我们共救护了4只麋鹿。”东洞庭湖麋鹿保护协会会长李政说。
在位于湖南岳阳市的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治避难中心拍摄的麋鹿和飞鸟(8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未来。
禁止采砂、关闭污染企业、规范畜禽养殖……一系列改善湖区生态的措施出台。
江豚保镖、候鸟医生、麋鹿管家……越来越多人加入守护湖区生态的队伍中。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
江西鄱阳县双港镇长山村位于鄱阳湖的一个湖中岛上，在村口，一张巨幅鄱阳湖国际生态旅游岛的规划图承载着渔民们的美好期盼。“虽然不捕鱼了，但生态保护好了、旅游发展起来后，相信大家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村支书杨志刚说。(记者郭强 闵尊涛 史卫燕 蔡潇潇 王昕怡)
4.前政治局常委成长辛酸泪：当市长当面挨过5次骂
一、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
1956年，我考取鄱阳中学。8月底开学，到学校签到后，与同学张淑文到街上买生活用品。回来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是张淑文的小学同学，喊我们过去。进了人群，看到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同学正在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讲笑话，大家都站着听，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由于我们还有事要做，站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我问，这个人怎么这么能讲？有个女同学说：“我们是初中同学，他是班长，别看他又黑又瘦，可会读书啦。”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被分配到高一乙班，第二天上课，看到他也进了这个教室，老师点名时，才知道他叫吴官正。
高中三年，证实了那位同学的话，他的成绩非常好。那时老师上课经常会发一张小纸条，或是检验前几天授课内容吸收得怎么样，或者考查当天的学习内容接受得如何。他除了唱歌不行（考乐理还可以），其他课程不管小考、中考、大考、期中、期末考试，总是考得最好。老师改卷子，常常首先把他的卷子挑出来，打上满分，然后对着他的答案改。有一次，他的数学卷子一处小数点点错了位置，应该扣一分，老师没有看出来，同学发现了，向老师提出，才改了过来。这是因为他极少出错，连老师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认识。有一天，一个同学因一道几何题做不出来，正好数学老师进来了，就坐下来为这位同学解答，大家都围上去听。过了好一会儿，老师还没有做出来，急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有点下不了台。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吴官正你来讲讲，他不出声。又等了一会儿，他看老师仍然没有做出来，就在旁边提醒说：“老师，能不能从这里添一条辅助线到那里？”老师连声说：“对，对，对！”然后按这个思路给同学们解了题。
一看就知道他家里非常困难，冬天只穿一条裤子，从没见他穿过袜子，夏天上身总是一件蓝色褂子。因为他就这一件，洗了只能光着脊背，老师知道他家里就这个条件，也不批评他。当时学校要求着装整洁，全校就他一个人有这个“特权”。冬天上课，我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哆嗦，他穿着单衣还能聚精会神地听课。下课时，为了取暖，同学们互相追逐，打打闹闹，我性格外向，有次在课桌上跳来跳去，吴官正见了说我像个疯子。我认为他太凶，开始对他印象并不怎么样。
班主任薛老师对我非常好。我到鄱阳中学报到不久，她就对我说，以后晚上自习就到她的宿舍去。后来才知道，薛老师在签到时看我的字写得可以，就比较喜欢我。她让我去她宿舍，是让我给她当“挡箭牌”。她失恋了，可能是周围同事没有她中意的，有男同事来找，她就把手帕扎在头上，躺到床上装病，让我去开门，同事看我在宿舍，不太方便，只好回去。薛老师平时总带着我，对我比较“特殊”，同学们包括吴官正对我也比较“关注”。上高二时，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要我到黑板上做题，给我打了五分，下课后，吴官正向我要化学作业本。我很纳闷，心想你学习那么好，要我的作业本干什么？后来，我发现他还给我的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
二、要等六年时间，不知他会不会变
高三上半学期，吴官正的父母得了伤寒，他回家探望。由于家里太穷，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他染上了副伤寒。回校后发作了，高烧不退，学校医务室治不了，转到鄱阳县人民医院，没有药，烧退不了，在校长的请求下，县委书记批了18颗氯霉素，救了他的命。烧退后，出院回到学校宿舍调养。他给了黄善龙同学一角二分钱，让他帮忙买包子。我陪薛老师去宿舍探望他，遇到黄善龙。黄善龙把钱塞给我，让我替他去买。我心想，一角二分能买几个包子？就添了一些钱，买了十个包子让黄善龙带给他。吴官正吃了包子，胡说一通：“包子圆又圆，一个二分钱；包子甜又香，买了个张锦裳。”闹得全班同学都知道了。
买包子的事传开后，一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女同学找到我问，听说你和吴官正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她说，你可不要跟他谈，他妈妈还在生小孩，家里住的是牛栏，穷得叮当响，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你会苦一辈子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她讲这话的用意，后来才知道，他们两家相距只有八里路，她曾经到他家去过一次，看到锅是半边锅，凳子是麻子凳，就有些心灰意冷了。毕业后，她听说官正考上了清华、我和他结了婚，又来过官正家一次，发了一通脾气，抱怨着离开了他家。
吴官正见班主任对我很好，就向班主任透露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事。班主任问我，我不承认。高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到了1959年夏天，我们都参加了高考。官正高考时发高烧，校医给他打了退烧针，才坚持考下来。当别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估计第一志愿可以考取吧。大家听了都很吃惊。高考填志愿，他听了老师的劝告，填了清华，我怕他考不上，和张淑文同学去劝他，要他报个一般的学校，今后有饭吃就行了。他说，那是他的愿望，考不上就种田。一个多月之后，他真的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跑到县城来告诉我，我以为是在做梦。鄱阳中学是江西最好的高中之一，但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极少的。
他怕我不放心，提出结婚，我同意了。我们结婚只有两床高中读书时盖过的旧被子，张淑文送了一对枕头套，就住在牛栏里，床是破船板拼的，上面还有很多钉子。与他结婚，我家里人既高兴又担忧：一方面他学习刻苦，人又聪明，将来肯定有前途；另一方面他脾气不好，而且还要等六年时间，不知他会不会变。
三、组织上专门来信为吴官正辟谣“离婚”
暑假结束，他就去清华上学。我们到鄱阳中学去与老师告别，没想到杨副校长要他到财务科领20元钱，上饶教育局给考上大学的学生总共拨了50元路费，给了他五分之二。我的哥哥给了20元，他叔叔给了一些钱，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凑了一点儿。听说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我把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带走。
他走后不久，我就去田畈街中学教书。公公用扁担挑了一床被子，一个小箱子，送我去报到。到了鄱阳，本来打算在亲戚家住一晚。不料，女主人一见到我们，就赶紧往屋里躲；男主人说，我这里住不得。我赶忙说：“爸爸，我们走。”当时已是黄昏，我们只好来到一家旅社门口，坐在那里等待天亮。没想到遇到了高二时辍学的同学黄沐贞，她虽然很穷，还是请我到她家吃了饭，硬把我留了一天。离开时，我送了一些咸鱼给她。说也巧，在鄱阳县城的大街上，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学，他说田畈街中学离我家有上百里，最好能回余干教书。然后他到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打电话，问要不要老师，教育局当即答复同意接收，这样我就调头返回余干，被分配到三塘中学教书，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
到了三塘中学，发现只有我一个女老师，年龄也最小。我每月只有26元钱工资，还要赡养公婆、承担家里的日常开销。第二年大儿子出生，增加了新的生活压力，只能节衣缩食。我夏天舍不得买蚊帐，冬天晚上就用盐水罐子装热水放在脚下取暖；每月买些米，靠公公、婆婆捎来的咸萝卜、咸腌菜、咸鱼下饭。由于缺乏维生素，嘴巴长了疮，脚常烂，鼻翼两旁常脱皮，红红的。由于营养不良，有时候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好像有各种颜色的东西飞来飞去。朱国治老师两次劝我：“你要吃点新鲜菜，注意身体。”过了段时间又对我说：“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每家都有难念的经，目前我家的情况只允许我这样，以后不要再提了，不然我心里很难受。”有一次吴官正回来，校长找他谈话，说：“你要关心张锦裳老师的饮食，这样下去她身体撑不住的。”从那以后，吴官正再不允许我寄钱给他，寄过去他就退回来。
我对穿衣服也不讲究，当然也没条件讲究。当时发的布票，全交给了婆婆。有一天上课，我在板书的时候，学生们在下面笑。我转过身来问：“你们笑什么？”学生们说：“你看你的背。”原来我褂子破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到娘家，遇到小学同学来找我玩，妈妈看到我穿得太差，伤心得掉眼泪，从妹妹黄裳身上脱了件衣服给我穿上，才让我出去。
吴官正在清华上学时，也给我买过一些东西。先是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可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小得穿不上。后来，又托人给我捎回一块布，料子很漂亮，我也很喜欢。当时江西余干农村，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节和端午节才请裁缝到家做两次衣服。我想让裁缝用这块布给我做一件褂子，师傅量了量尺寸，开玩笑说，这点儿布只够做条短裤。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到北京出差，去看了官正，回来后告诉我说，北京很冷，赶快给他做几件衣服。我向婆婆要布票，她问：“是给你买还是给官正买？”我说：“怎么啦？”她没作思考就说：“给你买，就拿去，给官正买，就不用了。”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她说：“官正在北京，靠着毛主席，还会冻了他？”我只好从娘家要了布票，买了一套绒衣给他寄去。这个同学第二次去北京出差，回来时官正托他给我捎了一套衣服。他回来后对我说，自己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希望我把这套衣服借给他。我非常为难，但同学开了口，还是给了他。
1960年，大儿子出生。因为是第一胎，好几个小时才生下来。当时身边只有两个女学生陪着我。孩子刚满月，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返回三塘中学教书，在路上正好遇上倾盆大雨，身子被雨水浇透了，从此落下了风湿病，经常腰痛、脚痛。1964年，二儿子在乌泥老家出生，接生员从地里赶回来就接生，农村条件差，没有消毒的酒精，剪刀也是生锈的，孩子生下来得了破伤风。我哥哥挑着孩子赶到县城，正好我的同学在那里当护士，赶紧给孩子打了针，才保住了他的命。
那时官正两年才回来一次，我既盼他回家团聚，又为他往返的路费发愁。有一天，我正端着罐子吃饭，工友送来了他写的信，说是暑假不回来了。我看后先是有些怅然，又感到一阵轻松，心想上次他回来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这次不用再借钱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人给我捎信，说吴官正已经到家了。我当时一下愣住了，学校规定教师借钱一次只能借工资的10%，老师都放假了，去哪里借钱呢？只好待在学校。校长知道了，特批借给我五十块钱，救了燃眉之急。
那时每位教职工要负责为学校种一小块菜地。一年秋天，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准备再种上其他菜。有个领导给我穿小鞋，说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种子用的，我这么做是破坏生产。这样我就被下放到小学教书。又过了不到一年，中小学的老师全部下放，让工人、厨师和清洁工教书。下放期间，我在吴官正家乡种了两年多田，做饭、纺花、织布、做鞋、喂猪，样样都干。刚开始挑着担子过独木桥，吓得直哆嗦。这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增加了我对农民群众的了解，加深了与他们的感情。
落实政策后，到乌泥学校任教。我尽全力解除官正的后顾之忧，婆婆生病，我忙着请医生、买药、端屎倒尿，悉心照顾；支持他弟弟上学，帮他弟弟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后来又张罗着给他弟弟找媳妇，添置了一房子新家具，将弟媳妇娶进门。我觉得丈夫不在家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房间里只是一张破船板拼的床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我对吴官正非常信任。在三塘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带着小孩来玩。她跟我说：“我好可怜，丈夫上大学不要我了。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学，吴官正上的还是全国最有名的。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寄钱给他了。”我说：“吴官正在北京读书正需要钱用，我不能不寄钱去。他本质很好，非常负责任，我很相信他，他不会变心的。”有一次，乌泥大队的干部讲吴官正要与张锦裳离婚，他的堂兄吴火正听到后跑到学校告诉了我。我见他言之凿凿，就让他写信给吴官正，问是怎么回事。就在等待回信这段时间，同事、工友议论纷纷，我也有些六神无主，上课走神，站在讲台上发愣。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他们瞎说。”我婆婆知道了也说：“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绝不会做缺德的事，你放心。”官正收到堂兄的信，就把信交给了组织，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吴官正是个好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让我不要听信谣言，保重身体，安心工作；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请公社领导帮助做我的工作。暑假吴官正从学校回来，有的乡亲们认为他是回来离婚的，还有人说，我们商量好了，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两只箱子，一人一只。为了澄清这件事，他拉着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我告诉他：“人家都说咱们要离婚，连县委书记都这么说。”他说：“你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话，党和人民是希望我们好，不希望我们分开，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四、市委领导有过交代，要把吴官正家属迁移的事办好
他清华大学毕业前，在上海实习，与同学们一起攻克了一些难题，加上品学兼优，学校给他发了金质奖章。党组织曾动员他考研究生，他考虑到家庭困难，没有报考，后来学校党委打电报到上海，要他回校参加研究生补考。考试完，他回到老家说不想再继续读了，我劝他坚持下去，说：“家里的事你不要考虑，我来顶着。”他又读了三年研究生。毕业后，上海的一个研究所要他去工作，他说：“上海人才多，不容易带家属进去。”组织上又让他去北方某单位，他怕我和孩子们吃不惯杂粮，提出去武汉，那里离家乡也比较近。他到武汉报到，提出去工厂，并说工厂离市区远一些、工厂大一些更好，可以不受干扰干工作，也会有比较好一些的科研条件。就这样，他去了武汉葛店化工厂，那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化工厂，方圆有几公里。
他工作十分卖力，技术也好。平时在工厂里转，没有故障时，就坐下来看书、设计、做实验，晚上常在值班室睡觉，一旦新上的技术系统出现故障，就立刻赶过去。有一次，氯化聚醚车间一台近万个元件的测温设备出现故障，技术人员和工人处理不了，一天未找到原因，到晚上只好请吴官正来。他问了一下情况，考虑了一会儿，接通电源，很快找到了原因，使设备正常运转，车间恢复了生产。葛店化工厂的职工说，吴官正的脑子转得快，就像挂在墙上的算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寝室和工作间看书、设计、做实验，给工人同志传授技术。与蒋伯雄等同志一起搞了近二十个项目，其中有几个项目达到全国同类企业先进水平。
1974年7月的一天，校长找到我说：“张老师，组织上调你去武汉，去年调令就来了，你教物理，咱们缺物理老师，没有人接替你，就没有告诉你，今年学校已接收一名大学生教这门课，你可以走了。”想到十五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即将结束，我非常高兴。调我的事，他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请，是武汉市委的决定，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搬家前，最大的麻烦是孩子的户口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给大儿子、二儿子随爷爷奶奶上了农村户口，只有三儿子跟着我上了城市户口。迁户口时，大队、粮食局、县里的领导都不同意两个儿子转为城市户口。我说：“我们夫妻俩都是城市户口，孩子户口应该可以改过来吧！”工作人员说，落什么户口就是什么户口，不能再改了。我只好给吴官正写信。他回来后，我们一起步行到余干县城办户口，找了乌泥村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干部，他也说帮不上忙。因为假期快结束了，我们只好带着二儿子、三儿子先去了武汉。
到了葛店化工厂，吴官正就把我们三人托给了他的同事，自己马上搭车返回市里去落户口。到了公安局，民警看他穿一身旧工作服，口音很重，问他哪里来？干什么？他说：我从江西来，上户口。工作人员看有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说要改户口可不行，除非有上级领导讲话。他老实说，上边没有人说话。工作人员又瞟了一眼介绍信，忽然问，你就是葛店化工厂的吴官正？他回答“是”。工作人员连忙请他坐下，把我和三个孩子的户口都上了。原来，因为吴官正技术和工作出色，市委领导有过交代，要把吴官正家属迁移的事办好。
他回来高兴地说，户口办下来了，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事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口舌，我们也理解工作人员的难处，因为当时户口迁移的规定很严格，改户口和迁户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们在离工厂几里远的农村租了一间房，屋里很简单，一张床、一个灶、一张桌子，吃住都在里面。因为回来接我们，耽误了几天工作，官正上班后不分昼夜，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全身浮肿。厂里的书记郑仲衡强行把他送了回来，命令他睡觉、休息，对我说：“小张，你要把小吴看好。”
我分到葛店化工厂子弟学校教书，二儿子上子弟学校，小儿子上幼儿园。因为舍不得用电，家里点的灯泡光线昏暗，影响了孩子的视力。我们吃不起水果，武汉有个同学是工程师，请我们到他家做客，端上来苹果，我看他爱人把皮削成长长的一条，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有一次，小儿子生病，吴官正又去市里开会，不在家。我把孩子带到葛店化工厂医院，因为缺钱，只住了几天院，还没有治好，我们就把孩子带回了家。还有一次，二儿子在学校被楼上扔下的拖把砸中了头，鲜血直冒。我当时正在上课，得知后立刻把孩子送到厂医院，缝了好多针。因为我晕血，送到医院后，我也昏倒了。
1975年4月，湖北省委决定破格提拔吴官正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离开葛店化工厂时，买了两张床，带了两把竹椅和一个塑料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攒了一点儿粮票，用粮票换了两把藤椅。有人说，你怎么能用粮票换？我说，实在没有钱，怎么办呢？粮票是攒的又不是偷的。现在，这两把藤椅还在江西。
五、当市长当面挨过五次骂
1983年3月，吴官正担任武汉市市长。上班骑自行车，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穿的也很普通，经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办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没有赶上饭，就饿肚子。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他负担很重，压力大，营养不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让秘书带到办公室，他怕影响不好，怕我耽误工作，没有吃，也不许家里再送饭。一直到现在，他三餐饭都很简单，走了三个省，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调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刚到葛店化工厂，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后来，买了缝纫机，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冬天准备夏天的，夏天准备冬天的。他调武汉市科委后，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孩子也转了学。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他当了市长，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有时买上几十斤，晒干做咸菜。整幢楼几十家，就我们一家晒菜，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衣服破旧，连小偷都不愿光顾。
当时商品短缺，什么东西都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二两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时舍不得用，节约下来一罐子油，准备过年给孩子炸东西吃。他爱整洁，对孩子要求严格，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说：“解放啰！可以睡个好觉了。”有一次，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国外回来，到了家里，一看家里不太干净，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在葛店化工厂，本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厅的，还是顶层。当市长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俩和三个小孩，共七口人。大约在1985年，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积很大，也很漂亮。但我们考虑到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大的房子水电费很贵，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位比较远，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路上时间太长，没时间做饭，就放弃了这幢房子，一直住在天津路。七口人挤在一小套房子里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时不知如何为好。老吴说：“莫做声，上面拖完了不就过去了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当市长时，有一次，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我要给钱，他说是发的。我把鱼养在水盆里，官正回来发现了，大发雷霆，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顺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官正也到那里去参加活动。我们一起下楼后，他坐车走了，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说儿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辆车，送她到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车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车，开始他不同意，我说：“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钱。”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吴官正还是讲：“我做不到。”叔叔伤心地哭了。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大儿子结婚，因为家里没有钱，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里。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就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下，并对他爸爸说，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你是市长，给我找不到一间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动员他搬回去住。以后到了江西，二儿子结婚，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做二儿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请客、不要收红包，请务必支持。三儿子结婚，是儿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正好是春节，放了几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顿饭，仅此而已。
官正确实脾气不好，但在武汉当市长时，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也没有见他发脾气，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来敲门，官正去开门，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很不客气地说：“我找市长，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很差。”官正客气地说：“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后来听他说，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他就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他很生气，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了这件事，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吴官正知道后，写信给长航领导，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他对我说：“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还有一次，他到市场去了解商品价格状况，售货员嫌他烦，不答理他。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要求包一下，服务员不理睬，他上前帮那人说话，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那里有废报纸，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又训了他几句。刚好有一个干部来买东西，认出了他，说：“吴市长，您怎么在这里？”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
有一段日子很紧张。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拆除，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说：“这是吴市长的决定，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人兄弟好几个，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学。有一天，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吴市长早就搬走了。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又听说吴官正在北京开会，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察发现带走了。
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上了户口以后，他高兴得一口气跑回来，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算是庆贺。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又一起照了几张相。当时孩子们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们穿上照相。
六、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
1986年秋，他调到江西当省长后，我在武汉准备搬家。白天上班，晚上整理衣物。因为是回江西老家，熟人多，为了顾面子，用节约下来的钱添置了衣柜、电冰箱和电视机，家里才有了一些像样的东西。武汉到南昌路途遥远，当时路况很差，赶到南昌的滨江宾馆，天已经黑了。官正不让在宾馆就餐，叫我们回家自己做饭。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好又到商店去买锅碗瓢盆。摸黑到车里搬东西时，把缝纫机都压坏了。
我随调江西后被分到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工作，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到得比较早，打开水、扫地、擦桌子，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在担任工委领导期间，想方设法为干部职工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单位活力增强了。
他到江西后，连续三年在赣南过春节，要求赣南借鉴广东、福建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并建议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赣州地委、行署开拓能力强，工作力度大，经济开始活起来，群众也得到了实惠。
他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平时不能在外面乱交朋友，不能在外面吃饭。每到地市检查工作，都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买便宜商品，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吃了饭要交钱。出差回家，没带过任何东西。返回省城之前，总要司机将车后备箱打开，看一看有没有装什么东西，还问秘书交了饭钱没有。在江西时，有一次司机告诉我，有人把一斤茶叶放进车里，让他们在路上喝，官正知道后，将司机训了一顿，把茶叶退了回去。还有一次，到一家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不敢收。那人说，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怕什么？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了包里，官正在远处看见了，快步走过去问秘书：“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官正有两个中学时的同学，趁他到北京开会，找到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说自己是省长的同学，要求调到省政府工作。官正回来后知道了，对秘书长说：我的亲戚、同学都不要到省政府办公厅来工作，请做好他们的工作，务必今天退回，否则找你负责。
在江西的时候，正省级干部家里几乎都装了空调，但官正一直不准我们家里装。一天，一个省委领导带了空调和工人来到家里，说要装空调，我说：“官正不让装。”那位领导说：“别管他，就说我说的，装！”这才装了空调。因天气热，小儿子到我房间打地铺，我们睡着了，官正就把空调关了，又把我们热醒了。
有一次我阑尾炎发作，官正叫警卫员把我送到医院，先住八个人一间的病房。手术后按惯例搬进一个小观察室。医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同学，第三天，他来到观察室，告诉我说，省长打电话嘱咐，不能因为谁是他的家属，就给予特殊照顾。
他搞调查研究，不希望下边事先有准备，担心弄虚作假，往往事先不打招呼，走在路上，突然提出去看一个地方。有一次去一个地级市考察，在半路上提出去某烟厂看看，进去一看，厂里乱七八糟，地上到处都是烟，浪费很严重。他叫来厂长，要求尽快拿出解决方案，限时整顿好，晚上要安排人员值班，有负责人带班。他走后，烟厂以为没事了，根本没任何行动。谁知他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一看值班人员在睡觉，没有一点儿整改的迹象，就发脾气把厂长叫来训斥：“你到底能不能做事？不行就换人。”把厂长急得直冒汗，这个厂长从此吸取教训，工作有了起色。
七、“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
他出身贫寒，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走到哪里都很重视信访，强调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尽可能解决。他多次对接待人员说，群众上访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你敢保证自己的后代今后不上访？在山东时，我们住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每天早晨散步，多次看到有人跑过来，递上访信喊冤，他总是让警卫员收下材料，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有一次，他在门口看到一个人提着一个包，以为是来上访的，就主动问人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那人说没有，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毕业的一个穷学生，对困难学生非常同情、格外关心。一到江西上任，他就对教委的负责人讲，一定要帮助困难学生渡过难关，决不允许一个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原因辍学。他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寄给困难学生，2007年我们回江西，到永新县时，有一对年轻夫妇来看望，其中一个就是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
1997年春，官正从北京开完“两会”，刚回到江西三天，中组部就打来电话，说有事找他，让他马上去北京。他当时正在主持省委会议，当晚没有火车、飞机，只好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回来后才知道中央要调他到山东任职。他请了五天假，带着全家到乌泥、余干、鄱阳去告别。他对亲属说：“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要我给部分亲属送了些钱和礼物。三天后，就匆匆赶到山东上任去了。
他的工作担子重，压力大，家里的事过问不多，孩子们的事也很少管。他离开江西时，对我们讲了三句话：第一，我走了，你们好好过老百姓的生活；第二，不要去找人，更不要去找领导办什么事；第三，好好工作，遵纪守法。他走后，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尽可能自己克服。
他一到山东就一边工作一边调研，吃饭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坐下来就吃，有时还没等热菜端上桌，吃点凉菜就走人。陪同的领导有的还没来得及吃饭，只能饿着肚子，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传开了，吃饭时陪同的同志也就不汇报工作了。2000年胶东干旱缺水，他到烟台、威海调研，连续几天舍不得洗澡、洗衣服。
他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楼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水泥地板，采光较差，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六年。从江西到山东上任，他带着锅碗瓢盆，准备自己开伙做饭。刚开始他水土不服，对烟过敏，加上工作辛苦，头发掉了不少。后来我辞职到山东照顾他，家离菜市场较远，我几天买一次菜，提不动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休息，下雨时一手提菜，一手打伞。极少有人到家里来，过年过节也是如此。我做完家务，闲着没事，就在家里唱唱卡拉OK，有时候打打太极拳。
出现紧急情况，他总是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记得有一次抚河涨大水时，他带领干部在堤上抢险，洪水离堤顶只有几十公分，走在堤上都有晃动的感觉。有的同志劝他回去，担心危险，他说：“我心里有数，洪峰很快会过去，要死我先死。”他一直从下游往上游走，走了十几公里，水开始退了，大家很高兴，总算挺过来了，不用分洪了。有次鄱阳湖洪水泛滥，他还乘着汽艇，冒着风浪，靠前指挥。陪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汗。有一次江西有个地市发生火灾，他当时正在养病，半夜听到报告，立即赶去现场指挥灭火。还有一次，一个地方的几个武警战士，偷了步枪、冲锋枪，逃到青岛，躲在居民房里。官正到公安厅指挥中心，了解情况，商量处理办法，请他们的父母与他们通电话，做思想工作。他嘱托有关部门，建议对带头作案的一定要依法惩治，其他几个要依法从轻，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
2002年年底，他到中纪委工作。他对我和孩子说：我当中纪委书记，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你们要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年，中直机关号召节约用电，他要求家里尽量少用电器，让秘书到家里把一个冰箱的电源都断了。他很爱惜衣服，十多年的衣服还穿在身上，孩子给他买衣服总被批评。我给他买衣服有时也先不告诉他，在箱子里放一段时间再取出来。他从来没有与我去商场买过东西，除了每月理发用几块钱之外，基本不用钱。
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着要出院去出差，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报告。中纪委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来医院探望。领导走了之后，他问是谁讲出去的，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我说：“是我让秘书给中纪委报告的，让你休息是医生的意见，你应该采纳。”
八、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不同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人生道路
十六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告诉我，中央主要领导找他谈话，问他个人有什么想法？他说已很满足，感谢中央多年来的培养、教育、信任和重用。领导要他谈具体点，他说：“要么留在山东再干两年书记，要么到全国人大安排个副职。”领导又问：“就这么多？”他回答：“就这么多。”我说，要是我的话，就回答服从组织安排。他说，不能那么讲，会让领导感觉有个人要求。十七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对我说，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我听后一愣，随即问了一句，他以为我不理解，说自己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已经快六十九岁了，现在不退什么时候退？我们需要年轻的同志到重要岗位上锻炼接班，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出问题。他退下来之后，从未到原来的单位去过，也从未过问原单位的工作。
不少人问过我，老吴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绩。我说从大处讲，是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同志的支持。说到个人原因，我认为，他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不同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人生道路。他小时候家里太穷，生活太艰辛，受过压迫和欺侮，一心想改变那种状况，只能发奋读书。这是他立志求学的最初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他不但要读书，还要考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其实，他小学阶段只读了三年，十二岁直接上小学四年级，跳了那么多级，还能一步一步赶上来，因成绩优秀被保送鄱阳高中，是真尽了力、吃了苦的。他有好的天赋又能严格要求自己，有很强的毅力和恒心，常十分认真地对我说，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德，最可怕的是自己。我觉得，这是值得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很珍惜组织的信任，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苛刻。长期在岗位上拼命工作，干任何事都一丝不苟，刻苦勤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退下来后仍然每天很早起来看书、做笔记，有时也写一些东西。最近他花了许多时间看马克思传和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感触很深。他说，认认真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及回忆文章之后，感到在伟人面前自己十分渺小，对许多问题还只是一知半解。
他总是感念组织对他的关怀，常说是党和政府救了他的命，教育了他，培养了他，共产党是他的大恩人。可以看出，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信念坚定。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
我和老吴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对他的学习和工作全力支持。我有时也在亲情、友情和原则之间左右为难，最后总是按他的要求站到了原则一边。我对他那么严格要求也是理解的。老吴常与我讲，虽然我们吃了不少苦，但这也是一笔财富。我觉得，正是因为老吴年轻时吃了许多苦，他才有今天！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缩影，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过得更难、更苦的也大有人在。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丰衣足食，教育、医疗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一本大教科书。我在改革开放中受了教育，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教书、下放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有无数的人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回忆这些东西不是要留下什么，而是希望后人了解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段艰难经历，从而能够关心和理解群众的疾苦，更加珍惜现在，更好地向前看。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忠于党、忠于人民，绝不忘本，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是我的愿望，也是老吴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