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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年代步车禁售 多家商户转地下交易
来源:新京报
6月28日，永定门东街景泰小学附近，接送孩子的老年代步车停放在路边或随意切换车道，造成道路拥堵混乱。记者 王飞 摄
7月1日，十里河一家电动车销售店大门上贴着停业整顿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违规电动车销售领域专项治理工作通告。记者 王贵彬 摄
6月28日，角门北路，电动车销售店将几辆待售的老年代步车停放在路边，以躲避工商部门的禁售检查。记者 王飞 摄
6月28日，天坛东门辅路上，一辆老年代步车正在逆行。 记者 王飞 摄
7月1日起，北京市全面禁止销售各类“超标电动车”，包含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四轮车以及老年代步车等。昨日上午，市工商局对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关停无照经营64户，发现违规销售行为5起，立案2起，查扣违规电动车104辆。
而记者调查后发现，除部分电动车企业和经营者已将超标电动车清退、下架外，仍有少数商家抱有侥幸心理，“顶风”进行违规销售，甚至将车辆存放和交易地点都转移至偏僻的仓库内，如果想提车还得支付定金。
作为禁售的主要对象之一，老年代步车此前就被禁止使用和销售，但效果并不理想，其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等现象普遍存在。有专家及政协委员表示，老年代步车尚未有国家标准，质量参差不齐，涉及准驾规定、路权、保险赔付等诸多问题，应当尽快建立老年代步车的回购及报废机制。
被老年代步车挤占的道路口
“不让不行啊，代步车里都是老人孩子，就算它乱闯也惹不起！”一名司机说起代步车就连连摇头。
6月29日下午4点刚过，北京景泰小学旁边的十字路口，五六辆颜色各异的老年代步车将这里堵成了临时停车场。一位黑色别克车主发泄似的长按鸣笛，但车子并未稍进半步。不远处，更多的老年代步车则在学校门口排起了长龙。
每到下午放学时刻，这场由机动车与老年代步车主演的短暂街头“对峙”就拉开了序幕。这些无需上牌，任意切换车道的电动四轮车让交通协管员林诚头痛不已，“大多数是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他们见缝就钻，也不在意红绿灯，我们也只能尽量疏导”。
6月30日，下午4点10分，马家堡中路与角门北路交汇处，一辆三轮老年代步车无视红灯，径直穿过了路口。此后的一个小时内，有59辆老年代步车从该路口通过，仅有5辆行驶的是非机动车道。部分老年代步车穿行时，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多会避让，从而引起短暂的拥堵。
今年56岁的陈爱莲也多次享受过这种“礼遇”。“一个是车子很脆，稍微碰一下就出问题，二来，车里坐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所以一些小心的司机都会主动避让。”陈爱莲说，两年前，儿子花两万多元给她购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这辆车主要用于接送三年级的孙子。“偶尔买个菜，遛个弯，也都是开着它。”陈爱莲对这辆车很满意。“不用考驾照，路边随时都可以停，也不用担心贴罚单，堵大车也堵不住我们。”
为什么没有选择两轮的电动单车，陈爱莲的解释是，为了孩子。“遇上刮风下雨天，路上起码不用打伞，而且冬天的时候车里还有暖气，也冻不着孩子。”对于车子的安全问题，陈爱莲并不担心，她的车子最高时速是40公里，但她一般只开到2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老年代步车的购买使用者，并非只有老年人，很多无购车指标的年轻人，也将代步车作为了出行工具。家住方庄的小达，就买了辆四轮代步车作为轿车替代品，还将限速取消，加大电瓶容量。
6月27日，记者在京沪高速四环至五环路段还“偶遇”一辆老年代步车，行驶在应急车道上。
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近五年来，因低速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83万起，造成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引发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年均分别增长23.3%和30.9%。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016年还公布了代步车安全性碰撞试验结果，被测试的“雷丁”、“大阳”、“金马”三个品牌代步车安全系数低，造成人身损害的风险明显。
没有统一生产标准的行业
一位生产厂家的负责人表示，老年代步车的生产并无国家标准，合格证书都是厂里自己定。
包括老年代步车在内的低速电动车质量参差不齐、事故多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
市民宋先生因怀疑自己购买的老年代步车存在安全故障，将其送到北京市质监局进行质量鉴定。但被告知，老年代步车尚未有国家标准，因此无法鉴定。
2017年1月1日，家住丰台的宋先生在北京世纪丰元商贸有限公司以518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四轮老年代步车。“家里条件一般，买不起轿车，就想买辆代步车，当时销售员告诉我，这车有合格证，能上牌照，也就买了。”
没承想，新车到手一个多月，便因为刹车问题撞了人，“那天我一直踩刹车，后来虽然刹住了，但还是撞到了人，幸好不严重，人家也没怎么计较。我当时就发现这个车的刹车不灵敏，而且刹车的时候会向一边偏。”宋先生告诉记者，除了刹车问题以外，这车还存在遥控车锁不灵敏，车身异响等问题，哪怕厂家几次维修、更换零件以后，刹车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6月29日，记者在宋先生家见到了这辆“大阳”牌老年代步车，两门四座，不管是刹车油门、仪表盘、倒车影像，还是收音机、空调、电动车窗、安全带，应有尽有，看上去就是一辆迷你版的小轿车。
记者注意到，在仪表盘中，可以看到行驶公里数，这辆买了一年半的老年代步车，只跑了569公里。宋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发现了这车的刹车不灵敏，此后就一直在和商家进行协商维修，自己根本不敢开，“这五万块钱就是白花了，心疼。”
宋先生出示的整车合格证显示，该车实为“大阳牌蓄电池牵引车”。而在该车的购车发票中，名称一栏又写作“休闲专用车及其零附件”。
宋先生告诉记者，因为这辆车的问题，自己已经前前后后和厂家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当时想找市质量监督局去做鉴定，但是人家说这种车就没有标准，没办法鉴定。”后来宋先生又将此事投诉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方庄工商所曾为宋先生和店家进行过调解，“店家说这车只要能刹住车就没有问题，所以只能是按二手车回收我的车，我就没有答应。”
记者调查发现，老年代步车在销售时都附有一份车辆合格证书，但每一种品牌的合格标准却不一样。
宋先生所购买的车辆生产合格证显示，“本车符合Q/MLJ170004-2015《大阳低速四轮电动车》的要求，准予出厂”。海宝牌老年代步车则更简单：“本产品经过检验，符合Q/1321BS002-2016《电动三轮车》的要求，准予出厂。”记者查询发现，这些均非国家标准。
“这个行业没有标准，每家都有合格证，但合格证书都是自己厂里定的，真正合不合格只有厂家自己知道。”一位老年代步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位南昌的四轮代步车厂商表示，目前对于四轮代步车国家并无相关标准，各个厂商按照各自的经验做。“以前做电动车的，就按电动车的经验来，做摩托车的就按摩托车的标准来生产。”
禁售后商家销售转入“地下”
一位销售商称，北京超标电动车禁售后，客户只能私下联系，交完定金直接从厂里发货。
6月份，北京市工商部门对电动车经营商户全面开展行政指导，逐一入户进行政策法规宣传，提醒经营者主动采取措施，立即停止销售违规电动车。7月起，对仍在违规销售电动车的商户，工商部门将依法严厉查处，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昨日上午，市工商局对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关停无照经营64户，发现违规销售行为5起，立案2起，查扣违规电动车104辆。
记者探访多家老年代步车店铺发现，所有门店均签下不再售卖老年代步车等违规电动车的承诺书，但部分门店负责人表示，7月1日后仍可购车。
6月28日，在丰台区一家电动车销售门店的展示区，记者并未看到有老年代步车。该门店王经理在反复确认过记者的购买意向后，带着记者走到了马路对面。王经理指着路边几辆不同型号的老年代步车表示，“这些都是我们的”。为何不放在店里销售，“这两天查得紧，车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王经理说。
据王经理介绍，这几款车型中，时速最高的可达50多公里，改装后还可提速。“我们给你改控制器，时速能跑60到70公里。”王经理说。同时，他表示还可以通过更换容量更大的电瓶，最远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20公里以上。价格在30000元到50000元不等。
调查中记者发现，虽然品牌各不相同，但这些老年代步车的最高设计时速大多都在50km甚至更高。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最高时速超过20km即可认定为机动车。
7月1日后是否还可以购买，王经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只有三包，没有购车合同”。
6月29日，在北京世纪丰元商贸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将销售区的20多辆老年代步车调离。崔经理表示，“禁售后看车只能私下联系，但不影响购买，可以随时从厂家调货”。
在探访中，“不用上牌、无需驾照、操作简单”成为经销商们推介老年代步车的共同卖点。也有商家借禁售的名义趁势营销，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再不买过两天就没得买了，这两天很多客户看完后当场就订购了”。
“禁售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好事。”北京某老年代步车公司负责人张先生告诉记者，该公司位于北京新发地汽车交易中心内部，而其生产厂址则在山东德州市。“禁售把这些路边门店的经销商卡死了，但工商部门很少来这里查，我们的市场空间其实是更大了。”张先生说。
据其介绍，公司每年线下零售量在1000台左右，每天可生产20辆左右。禁售之后，仍可正常购车，只是需要提前订购。“这个行业没有标准，你现在做都可以，合格证书都是自己厂里定的，跟汽车不一样。”
“逐步建立老年代步车退出机制”
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政协委员梁红秋提出探讨老年代步车退出机制，建立回购和报废政策。
禁售之后，老年代步车该何去何从？
记者注意到，早在去年全国两会，就有32名人大代表联名要求规范“老年代步车”管理。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梁红秋委员也提出，“老年代步车”存交通安全隐患，应加强规范管理、监管力度以及管理措施。
梁红秋建议称，应加强“老年代步车”的规范管理、监管力度以及管理措施，如对技术、路权、年龄、安全标准等方面做出规范，并采用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智能技术保障行车安全。其次，要加大治理违法现象，参考路面管理配套法律与政策，对无牌照、无驾照、违反规定上路的司机依法查扣，追究法律责任。对违法销售“老年代步车”的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并吊销执照，从而在一年内逐步取缔北京市非法上路的“老年代步车”。
建议中，梁红秋还提出，探讨非法老年代步车退出机制，建立回购和报废政策。明确执法主体，打破监管盲区，避免公安局、交管局、城管等多部门多头执法。建立诚信档案，对违法驾驶和销售“老年代步车”的违法违约不良行为纳入公民信用档案。
梁红秋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平时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三轮或者四轮的老年代步车，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逆行、拉私活，小区里私拉电线进行充电，都是常见的问题，“我也见过一些老年代步车和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此类事故在处置和赔付问题上都很难处理。”
梁红秋表示，老年代步车首先应该从法律层面有明确的界定，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其次便是对应的路权问题，如果是非机动车，那么便不应该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禁售以后，对市面上已经购买的市民，也应有对应的退出机制，“很多老年代步车，都是一些厂家自己制作的，并没有明确的质量标准。禁售以后可以让市民换购符合质量监督标准的、智能性的车辆，这种车辆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除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梁红秋还认为应该对驾驶员本身有所限制，“老年代步车的驾驶员基本都是老年人，那么对于年龄是否有上限规定，老年人本身的身体素质也应有相应标准，比如需要医院提供相应的体检证明，证明驾驶员的身体条件是可以驾驶车辆上路的，包括驾驶员本身的培训问题，这也是对老人本身的一个保护措施。”
北京易车公司首席汽车知识专家陈刚认为，老年代步车问题，除堵以外更应该疏，禁售以后，如何对该行业进行有效监管，以及老年代步车的行业标准，都应尽快出台。
陈刚告诉记者，老年代步车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外出需求，应运而生的一个产品，但因为这种车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归属的行业和监管部门去对其进行管理，才造成市面上一些乱象。
在陈刚看来，禁售之后应该尽快跟上的是如何监管，有效的监管和管理，才能让这个行业良好地发展，并且满足老年人的上路需求。
“现在很多老年代步车的时速是很快的，那么车辆本身的安全问题、制动问题，也需要对应的行业标准。有时候一些老年人为了能开车上路，还会去挂假牌照，这都是问题。”除此之外，陈刚也表示老年人在驾驶车辆以前，应该有相应交通安全方面的培训，以此来加强出行安全。
记者 王飞翔 刘经宇 裴剑飞 戴轩
2.北京：马家堡西路与角门路之间 城中村拆一半又搭窝棚收废品
城中村拆了部分临街建筑，又搭起了窝棚收废品。城中村里有不少围着大树或电线杆建起来的破板房。
“违建拆了既不清理渣土，也不进行建设，树木都从废墟上长出来了，该有人来管管啊！”近日，家住丰台区的周先生向本报反映，马家堡西路与角门路之间有一片城中村，在拆除了临街建筑后，长期缺乏管理，造成环境脏乱，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整治。
拆房后围挡圈地了事
废墟上搭窝棚收废品
12月1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周先生所说的城中村位于马家堡西路西侧，区域外围用蓝色围挡和灰色砖墙围了起来。
通过南侧围挡的缝隙，记者看到拆除后的废墟周围有几间窝棚似的旧房子，房顶上盖着瓦楞板、油毡、防雨布，并码放着方砖进行加固。空地上堆着一些破旧家具、加工食品的推车以及各种生活杂物。废墟中间有几栋拆了一半的二层小楼，房顶和门窗全拆走了，只剩下残垣断壁，周围散落着砖块瓦砾。一棵小树从破房子中冒了出来，已经长到2层楼高。杂草在窝棚间疯长，冬季风干物燥，枯黄的杂草很容易引发火灾。
这片城中村北侧的围挡开了一道门，里面似乎是个废品收购站。记者走进去看到里面面积不大，但倚靠着围墙堆放了大量的废旧金属。旁边几间彩钢房上还安装了空调室和卫星天线，两三个人正在忙着给废品称重。
令人不安的是，这片区域的东侧围墙正好砌在马家堡西路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的隔离带上，自行车道被完全挤占，行人只能在一米多宽的隔离带上通过，很不安全。
几位住在附近的老人告诉记者：“这里的违建拆了大约有三四年了，房子只挑了顶，拆一半就不动了。围墙一围，不了了之。”“这不，废墟很快就有人占领了，又是搭窝棚又是收废品的。”“当时拆违以为要拓宽道路呢，没想到拖了那么久竟然还不施工。”
车乱停彩钢房随意建
易燃物紧挨线缆电杆
随后，记者绕着这片城中村走了一圈，发现它东临马家堡西路、南靠嘉囿城市休闲公园，西北部沿着角门路形成了一片三角地。城中村里大多是破旧的平房，许多住户都操着外地口音。城中村通道本就狭窄，还随意停放着各种车辆。临街的商户做着蔬菜水果、鲜肉活鱼的营生。临街的一排电线杆被齐刷刷地圈进住户的院墙内，在屋顶堆放着很多纸箱杂物，与垂落的线缆搭在一起。
这片城中村里有不少平房私搭乱建，甚至围着大树或电线杆建起来破板房，蛛网一般的线缆或是从房顶穿过，或是从窗前掠过，线缆上缠绕着干枯的植物，房前屋后到处堆积着杂物。而在城中村的深处，一些平房和二层楼上搭建了彩钢房，房顶架着空调室外机和卫星天线，还有一些更简陋的彩钢棚用作了库房和鸽舍。从附近的过街天桥望去，破旧平房区里这些蓝顶的彩钢房十分显眼。
城中村开始入户调查
市民盼疏解建成公园
其实，这片城中村南侧的嘉囿城市休闲公园原先也是一片城中村，建有一个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向本报反映问题的周先生介绍，市场主要经营五金百货、服装鞋帽，还有菜市场、小饭馆，总共几百家商户，密密麻麻的。终于，今年夏季这片市场彻底拆除清理了，很快这里就建起了漂亮的嘉囿公园，脏乱差的问题没有反弹。“附近居民都认为，北面这片城中村很快也将疏解，建成嘉囿公园二期。”
记者在网上查到，嘉囿城市休闲公园规划占地12万平方米，是丰台区园林绿化局2018年城市绿化代征地建设项目，第一期建成的总面积约5.6万平方米，于2018年10月正式对市民开放。从该公园的规划图上看，确实包含了北侧的那片城中村。
记者在城中村的一条胡同里看到，围墙上贴着一则11月底入户调查的通知，说是委托了第三方对四顷三、北甲地两处进行摸底调查。落款为南苑乡右安门村委会。于是记者电话咨询了南苑乡和右安门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对于该城中村疏解整治的进展没有明确说明，还反问记者：“谁说入户调查就要拆迁呀？”
3.2年3城，我的4次租房“消费降级”
澎湃湃客：陈秋心
一．老弄堂的“好时光”
2016年，我和老公（那会儿还是男朋友）跨城恋爱，每个月我从北京坐五个多小时的高铁去上海看他。那时他收入还不错，租了闸北的一套单身公寓——位于一栋没有电梯的旧楼顶层，藏在迷宫一样的巷弄深处，唯一的好处是离地铁不远。
在这个片区租房的人极容易被识别出来，每天早晨，垃圾车从楼下叮铃铃经过，小贩在墙边铺开地摊、摆上红红绿绿的瓜果蔬菜，穿着睡衣拄着拐杖的本地阿姨大爷们三三两两聚过来，绵密的上海话一下子灌满了巷弄，年轻的租客们从他们中间走过会被齐刷刷注视，仿佛脸上刻了字。这种注视长盛不衰，日复一日使人羞赧心慌，所以必须低着头见缝插针地绕行，穿过一道道铁门，绕过一个个弯，像条银鱼一样左拐右钻、三纵两纵，望见主路上的711便利店和85度C才能大大松一口气。
巷子深处的生活也并不敞亮——阳光被过于拥挤的建筑从各个角度切割，照到天井和窗台边儿上就剩下气息奄奄的几缕，夏季多雨潮湿，全楼上下没有一件晾晒的衣物能畅快地干透。住得太近了隔音也不好，邻居家的阿姨下午四点在厨房切菜的时候，打开窗户就能和对面楼的阿姨隔空聊天，我听不懂半个字，只知道她们声情并茂、高扬低走，对所谈论的事务充满关切。
即便如此，此处的生活在我看来仍然近乎奢侈——毕竟在上海的市区，两个人能享用40平米的空间，享受全套卧室厨房卫生间，甚至还有个方方正正的小客厅。虽然屋里常年阴暗潮湿，但收拾利落了也能十分惬意。我和老公研制新菜、喝茶下棋，把电脑接在房东留下的大液晶电视上看剧，傍晚走两个街口去上海大学的塑胶操场上跑步——夜晚小小的操场人头攒动却都不是学生，全是附近老居民楼里蜗居着的不想输给生活的人们。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老公就从原单位辞职了，他想做自己的事业。但对于一个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一个月将近5000的房租难免令人心慌，于是我们经历了第一次“消费降级”：我回了北京，他在自如上找了一间松江大学城附近的合租单间，房间十几平米，每个月1800，“出门全是树，去大超市要打车。”——他这个房间我从来没去过，因为我一直在怂恿他离开上海，到北京来和我一起住。我想得很美好：两个人这样能在一起，房租还省掉将近一半。
对于换城市生活这件事老公一直很犹豫——他在北京求学六年，但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这座城市，可既然已经辞职，他似乎别无选择。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抗拒是有道理的——在上海的日子，我们至少还能保全基本的居住尊严，但到了北京，一切就很难说了。
二．西四环上的回迁房
我在北京租的房子位于西四环边上——那个小区共有12栋楼，其中1至10号楼是商品房，11和12号楼是回迁房，我便落脚在其中之一。
回迁楼和商品房有着相似的粉橙色外墙，从外面看起来浑然一体，但后来我才发现门道：两种楼房中间用一道铁栅栏分开，商品楼有自己的绿地花园，而11号楼和12号楼被单独圈在一处，公共空间只是两栋楼之间的一片光秃秃的小院子。
从我房间的窗口向外望，偶尔能看到栅栏两边的两种生活：天气好时，清晨时分商品房的花园里有家庭英文老师带着几个幼童游玩，在草地上铺开毯子欢快地唱英文歌、跳舞，而这厢回迁楼的大爷大妈们也会鱼贯而出，拎着收音机牵着狗在小院子里遛弯儿，或是把脚搁在那道分隔栅栏上压腿——栅栏缝隙里偶有商品房花园漏出来的花枝，大爷们惬惬然也能蹭得一脸绿意。他们从未有什么不满神色——毕竟本小区就算是回迁楼、将近20年的二手房，至少也要8万多一平了呢。
也许正因如此，我那间16平米的小房间才这么金贵——打隔断隔成的四室中的一间，每个月房租加服务费近3000元，占我当时月收入的一半。
刚刚落脚在这里时我心情舒畅，相信“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把小小的空间打理得尽量舒适美观。其实快20年的老回迁房已经从内部开始朽坏，每一个关节都在响，每一寸墙皮都在松动，可我选择视而不见。但老公来了之后，自欺欺人就有点困难——房间太小了，桌子趴不下两个人，上厕所总要排队，每天早晨上班时间走廊里脚步声乱、摔门声响，像千军万马奔过。
对我来说，合租最大的隐患就是声音——出租房都靠隔断将套房变成尽可能多可供出租的单间，但隔断并不是真正的墙，它不能隔音，只能提供一个关于“家”和私有空间的虚幻想象。如果蜗居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可能被邻居听见，也就无所谓隐私或者尊严。
比如我的女教师邻居，她光鲜亮丽地出门，发到处旅游的朋友圈，买各种营养品和化妆品，却把所有的狼狈都摔在我和她房间之间的那面隔断墙上——那面墙经常咚咚地响，声音的质感有别，所以我知道有时是椅子、衣架、书本，有时是一整具人类肉体——那是她和她12岁女儿的生活日常。
另外一些时候，我被迫听她讲在线课——她给初高中的学生补生物和化学按小时收费，给自己亲戚的孩子补课则不好意思要钱。我往往从语气就能判断她在给谁上课——对收费的学生她耐心温柔、彬彬有礼，课程结束时甚至会有点“低声下气”地请学生给自己打个好评；但给亲戚的孩子上课时，尽管她尽量压抑，但那些不耐、嫌弃和恨铁不成钢，常常让她的语调充满情绪的毒素——这常常让一墙之隔的我也无来由地烦躁，不禁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不是她摄像头前那个灰头土脸、手足无措却又“不开窍”的孩子。
你邻居对你的了解比你想象得多——这恐怕是令都市租房族细思极恐的事。而我在女邻居面前也没有尊严：我最怕她在我一个人大哭的时候敲门，最怕她笑盈盈地问起我私下给朋友打电话时说的某件事情。但不仅是她，这栋20年的老楼，全身的每一个零件都像是声音传导的媒介，各种各样的声音沿着管道、钢筋、墙体游走，我的“故事”可能早已被某层某个陌生人零零星星地知晓——就像我也经常惊悚地听见那冬天从来不热的暖气片里有人在聊天，经常在睡梦中用耳朵见证楼上不知哪家的婴儿咿呀学语、慢慢长大。
没有顽强的适应力，一个人也许真会被那些老年人的电视新闻、小孩的奔跑嬉戏、中年夫妻的相互咆哮和单身人士的深夜“不插电KTV”折磨到发疯。回迁楼里的某些租客，因为一直没能适应，又完全不知道该找上下左右哪家讨说法，就日复一日地在电梯口贴告示，起初措辞还算客气，但随着被物业一次次撕去就越来越狰狞，一句话后面跟七八个感叹号。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安静一点的房子？为什么不能活得更有尊严一点？ 我不服。在老公来北京一个月之后，我又开始刷手机找房子了。
我搬走后，2017年1月自如释放了我原来的房间，图中左侧窗帘包着的遮光布还是我原来装的。现在同一小区同样面积的房子3500都租不到了。
三．“漂”出中关村
我上班的地方在中关村一带，这个大清王朝用来埋死去太监的地方，如今是北京房租均价最令人咋舌的地区之一。2016年年底，为了把生活质量稍微提高一点点，我和老公咬咬牙将房租预期从3000提高到了4000，想在离我单位更近一点的地方找个起码不小于15平米的单间。自如的管家闻言笑而不语，只是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带我们看了毗邻中关村的几个小区，让我们好好面对现实。
房子看得越多，我的预期就降得越低，甚至渐渐迷失了要“提高生活质量”的初衷，把小本子上对面积、合租间数、交通条件的要求一一划去，只求能离单位更近一些。最后头昏脑涨的我定下了一间12.9平米、月租3300的合租单间，住进去之后左思右想总觉得哪里不对——我根本都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换房，花了半个月时间“升级”的房间比原来的还小3平米、租金却贵了400元，之前的房间因为第二年租约没到期就搬走，我还赔了自如一千多元的违约金。
至此我终于意识到不管在哪里有一个自己的家是多么重要。2017年年中，我和老公领证结婚并火速在离老家不远的无锡市买了套两居室，每个月还贷近5000元，加上北京的房租，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
12.9平米的房间，灯泡是我们自己换的，唯一的一张桌子经常被老公霸占，我只能在床上看书。不过就算这样，我还是尽量让生活显得美好。
那时老公的事业没有起色，我仍被困在月入不到一万的过渡性工作岗位上，每个月挣的钱大都砸进了房子，连叫一顿外卖手都会抖。我觉得这不合理——人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副德性？于是就用不太灵光的脑瓜子又打起了算盘：假如我们把无锡的房子出租，每个月可以收租3000（没错，无锡的两居室出租的租金还不够在中关村租个十几平的单间），我们在北京再换一个更便宜的房子，这样两两相抵，每个月差不多就只要还房贷就好了——情况好的话，说不定无锡的收租还能剩下百八十的，减缓一点房贷压力。
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关村，当时的我认为别无选择，老公却有些犹豫，我便趁他在无锡处理交房后续事宜暂时回不来，一腔热血地又去找房子了。
在自如上翻了一会儿，我的心又一截截凉了下去：如果仍想在四号线沿线生活，要把房租控制在3000以下，几乎要把自己“发配”到角门西、西红门甚至高米店，这样我每天就要坐40多站地铁往返，实在望而生畏。于是我第一次跳开自如，到一家同城网站上找房子去了——就挂出的价格来看，同样地理位置，那些不知名小中介的房源竟然比自如便宜500-1000元。中介给了我一大堆备选房源，我答应过去看看。
四．玉泉山麓的“底层世界”
看房那天，一个黑胖的小伙骑电瓶车去接我，因为跟我同
姓，“姐”长“姐”短地叫着。聊到兴起他得意地说：“你在同城网上打的那几家中介的电话，其实都是我。我身上揣着五六个手机呢。”而我脊背一凉，有种不祥的预感，却没有继续深想，当时觉得只要他能帮我找到好房子，玩点儿小手段又能如何。
他带我去的是一个以前只听过名字大型回迁小区——它坐落在一个神奇的地带，我称之为“玉泉山麓”。
“玉泉山”是个老北京提起只能会心一笑、不可细细言说的地方。如果在地图上看，玉泉山周边，即北京城的西北角是密集的绿色——圆明园、颐和园都挤在这一带，中间还错落着大大小小的公园，再往西就又是香山，绿意无穷无尽。虽然离中关村只有七八站路，但这里莫名其妙就给人一种“遗落之境”的感觉，打城南、城东来的车钻进这连片的绿色里，开车的人都会觉得草木繁盛得近乎奢侈，总要啧啧赞叹北京竟还有这样的地方。
一位老北京的哥曾经告诉我，这一带原来都是村庄，传说从90年代开始，一些做“不可描述”生意的人们都跑进了周边这些村里，慢慢聚集成远近闻名的“灰色产业链”。后来村子一个个拆了，或种上树变成公园，或盖成大型的回迁小区，而直到今天这一片也没有通地铁，只有稀稀拉拉的几趟公交车进出。
“玉泉山麓”一带没有通地铁，交通不便，但西郊线早已建成，这是还没通车的时候。我常到这个无人的小站欣赏“和式”风景。2018年1月西郊线通车，这里就不能随便出入了。
“玉泉山麓”各小区出租房均价比中关村地区普遍低一个档，以致于来到这里租房的人们一开始都会觉得自己捡了漏，误以为在这样风景秀丽的地方生活还能降低居住成本，要到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能清楚这低价是怎么来的——回迁的村民们一般到手的安置房都不止一套，他们会留一套自住，其它的也不太懂该如何处置。但基本在交房当天就会有中介争相联系他们，让他们把毛坯房委托给自己公司，剩下的装修、招租、维修等等一概不用管，每个月只要安心收租就好——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长租公寓模式，只不过在“玉泉山麓”这样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还有一些小型中介公司在和自如这样的大公司竞争，有的小公司为了抢房源，甚至租下小区一楼的住房设置为办公室，整天严阵以待。
小中介公司相对大公司的竞争力只能体现在价格更低，因此他们必须严格控制成本，装修更快更草、打隔断更狠，五六平米就能隔出一个单间——没有窗户、不能装空调，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而已。但这样一个黑黝黝的“洞穴”，房租可以降到500-800元——自如上不可能有，也给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群提供了栖身的可能。胖小伙告诉我，来“玉泉山麓”的，大部分是住不起中关村的上班族，月承租能力3000封顶，所以他手里的房子没有四户合租以下的，“面积搞那么大租金高了谁要啊？”
然而讽刺的是，“玉泉山麓”的小区们外形通常很漂亮，特别是中介带我看的这个——虽说是回迁房，但楼栋盖得出人意料地富丽堂皇，看上去竟有点像考究的联排别墅。因为是新近落成，一切都是新的、鲜艳的、洁净有序的，又因为四周几乎全是公园，空气也极其清新，蓝天碧树、黄瓦红墙，让人情不自禁地欢喜。我初来乍到不懂行，只是转了几栋楼，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房子了，火急火燎地签了一个15平米的单间，月租只要1900元，我欢喜雀跃——这么算无锡的房子出租还有一千左右富余，相当于北京租房没花钱，房贷压力也减轻了。
在签约的同时，我火速在自如app上转出了之前的房子，因为害怕一时难以脱手，很用心地写了推荐语，可没想到帖子刚放出去五分钟，电话就被打爆了。
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北京最恐怖的“黑七月”，大量高校毕业生在寻找人生第一个落脚地，而中关村地区的房源炙手可热，几乎到了放出一个就被秒抢的地步。那几天自如负责中关村片区的管家拉了两个抢房群，里面的小年轻们整天啥事也不干就抱着手机刷房源，而我放出的那个12.9平米的小单间据说引得两个群炸了锅。
“这当口，你竟然放出了中关村唯一一套3500以下的房源……”管家啧啧感叹。而蜂拥而来的电话让我的手机开始发烫。有个男生告诉我他在苏州街地铁口正往房子那里走，二十分钟就到，让我一定要等他；另一个男生则直接告诉我他已经在楼下并要求立刻看房。被催得晕头转向的我，懵懂着把房子转给了跑得最快的那对小情侣，同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心虚中我打电话给老公希望获得一些支持，他却说我做事太急，当心有坑。可我仔细想了想——除了80平米的房子被隔成5间出租这件事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之外，其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好，而且我们住的房间面积仅次于主卧，有向南的大玻璃窗也有空调，怎么也不会像“小黑屋”里人一样受苦。
后来的事实证明，身在帝都还想打精细算盘，我还是太天真：入住第一天，我就被更“精细”的舍友们吓出一身冷汗。
接着我发现这“遗落之境”的诡异：道路空旷不见人流、驶向中关村的公交车稀稀拉拉，三四十分钟才来一辆——但每一辆里都如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满黑压压的脑袋。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你肯定了一件事——原来自己没有捡什么漏的运气，另辟的“蹊径”早已有千万人踏过。
更要命的是，我因为等不来公交或者挤不上不去车，几乎每天都打车，来回三四十元——我靠降低生活质量省下的钱基本全折在这里了。
接下来，粗陋装修的房子的缺陷一点点显露出来：有些生活必需品根本没有配备，例如冰箱、网线和窗帘；而剩下的电器大部分是从旧家电市场拉来的二手货，在两个月内一件件坏掉，中介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因为装修潦草，浴室的水渗进了主卧，中介被怒火中烧的主卧租户抓来补防水层，竟然在炎热的天气里要求所有人三天不能洗澡等地面晾干……
因为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我一次又一次和中介理论，要求他们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可自从交了押金之后，带我看房那个黑胖小伙已经不再叫“姐”了，他换了一张脸，声音冰冷不耐，说美女我很忙，还有三个客户等着，没事别老打电话。我惊惶忧愤，觉得遇上了流氓，实在耗不起，只好自己掏钱一一摆平，一位师兄听说了我的惨状，在京东上给我买了一台洗衣机。
老公自无锡返京时，我在新小区门口迎接他，指给他看西天的彩霞和玉泉山的剪影以掩盖自己的心虚。老公笑笑没说话。从那以后他果然与我一起陷入了泥潭：每天不是在掰扯水电费就是被有洁癖的舍友抓出去擦灶台、捡头发，或者被楼下的“原住民”大骂“走路太响，小心我举报你们！”
每天都热衷于玩“找头发”游戏的舍友和被逼得厨房门要头戴浴帽、脚踩保鲜袋的老公。
在深深的自责中，我体味到生活竟然还有这样玩弄一个人的方式：它把你诱进一个美好的陷阱，然后才开始用小刀片你的肉。那段时间我精神不佳，经常失眠，合租群有一点响动就心惊肉跳，每次和中介、舍友发生龃龉之后就陷入沮丧，甚至在小区外散步我都觉得胸中刺痛——仅仅一墙之隔，门内是幽暗拥挤的蚁穴和溃烂的自尊，可门外面的风物却清秀可爱、颜色正好，让我每天回家都经历一次心理落差。
我想念中关村，我想回去，我甚至开始打探接手了我上一个房间的小夫妻有没有换房的意愿，后来还真等到原来房子有人搬走——可那个窗子里能看到西山和博雅塔的小区，租金已经涨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老公劝我忍一忍，毕竟沉没成本已经这么高，再搬家还会损失一笔违约金，不如熬过合同这一年我们就换好房子。只是他不能预料，就算是如此卑微的愿望也很难实现。
五．无家可归
2017年夏天开始，我陷入了长时间的沮丧，直到影响正常生活。后来在安贞医院我被诊断为“抑郁状态”。之前送我洗衣机的师兄曾是病友，认为我的“病根”就在于住的不顺心。他约我吃饭，劝我和老公“咬咬牙”去整租个一居室，停止这种精神的“凌迟”，哪怕之后节衣缩食也比现在好。可我计算了一下帝都生活的必要开支——一居室公寓月租均价在7000往上，我还是没有那个胆量。
我从七月抑郁到了九月，经常要在朋友圈给自己打气。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张拆除隔断、限期搬离的通知贴到了门上，中介急得跳脚，一会儿说是因为我们扰民被楼下的举报了，一会儿又怪我们给社区排查的人开了门——总之责任全在租客。如今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他们要扣除我们入住前交的全部押金。两个“小黑屋”里的舍友闻言，没有任何挣扎，次日就默默收拾了行李走了；而主卧次卧不受隔断影响，冷眼旁观。我和老公彻底寒心，决定离开北京，但走之前一定要把这家黑中介告了。为此我们向消协投诉，向工商和房管局举报，还收集了各方证据、写了诉状甚至去了法院，但最后还是因为无法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而放弃。
2018年年初，我和老公迎来了租房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们从中介手里勉强要回了预付的两个月房租，而四千元押金被他们扣留。合租房里的隔断墙被砸得稀巴烂，我们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流落街头”。翻遍手机通讯录，我们还是决定不再麻烦任何朋友，于是去一家小旅馆住了两晚之后回了无锡。
如今的我因为回校读了博士又回到了北京，住进了学生宿舍，而在老公则留在无锡，住进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做起了线上教育。江南恬适惬意，过了大半年“正常人的日子”，他决意“这辈子打死也不再去北京”。
今天再回顾我和老公的租房历史，我才明白什么叫“历史不能看‘合订本’，否则会有惊悚的效果”——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一次试图改善居住环境的尝试都只能让生活陷入更深的泥沼，直到“流落街头”。当然，造成这样悲惨结局的因素除了环境之外，也有命运的巧合和我们自己的误判，但我相信它不是个案——或许人们离开北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相同的结局终不可避免，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今我不会说“所有的经历都是人生的馈赠”之类的鬼话（无论再给几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选择过有尊严的生活），也不想忽悠年轻人都回老家去，只是在2018年这个夏天，长租公寓终于“爆雷”，北京的租金终于上涨到了蚁族们忍耐的极限时，暂时不再被房租困扰的我有了种劫后余生之感——在四次租房降级最终“流落街头”之后，我和老公以分居两地的代价，终于换来了暂时的安宁。
（镜相工作室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
本期编辑 邢潭
4.老年代步车禁售 多家商户转地下交易
6月28日，永定门东街景泰小学附近，接送孩子的老年代步车停放在路边或随意切换车道，造成道路拥堵混乱。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7月1日，十里河一家电动车销售店大门上贴着停业整顿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违规电动车销售领域专项治理工作通告。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6月28日，角门北路，电动车销售店将几辆待售的老年代步车停放在路边，以躲避工商部门的禁售检查。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6月28日，天坛东门辅路上，一辆老年代步车正在逆行。 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超标电动车禁售首日部分商家顶风销售被查处，有商家“临时关门”避风头，销售转入“地下”需订购
7月1日起，北京市全面禁止销售各类“超标电动车”，包含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四轮车以及老年代步车等。昨日上午，市工商局对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关停无照经营64户，发现违规销售行为5起，立案2起，查扣违规电动车104辆。
而记者调查后发现，除部分电动车企业和经营者已将超标电动车清退、下架外，仍有少数商家抱有侥幸心理，“顶风”进行违规销售，甚至将车辆存放和交易地点都转移至偏僻的仓库内，如果想提车还得支付定金。
作为禁售的主要对象之一，老年代步车此前就被禁止使用和销售，但效果并不理想，其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等现象普遍存在。有专家及政协委员表示，老年代步车尚未有国家标准，质量参差不齐，涉及准驾规定、路权、保险赔付等诸多问题，应当尽快建立老年代步车的回购及报废机制。
被老年代步车挤占的道路口
“不让不行啊，代步车里都是老人孩子，就算它乱闯也惹不起！”一名司机说起代步车就连连摇头。
6月29日下午4点刚过，北京景泰小学旁边的十字路口，五六辆颜色各异的老年代步车将这里堵成了临时停车场。一位黑色别克车主发泄似的长按鸣笛，但车子并未稍进半步。不远处，更多的老年代步车则在学校门口排起了长龙。
每到下午放学时刻，这场由机动车与老年代步车主演的短暂街头“对峙”就拉开了序幕。这些无需上牌，任意切换车道的电动四轮车让交通协管员林诚头痛不已，“大多数是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他们见缝就钻，也不在意红绿灯，我们也只能尽量疏导”。
6月30日，下午4点10分，马家堡中路与角门北路交汇处，一辆三轮老年代步车无视红灯，径直穿过了路口。此后的一个小时内，有59辆老年代步车从该路口通过，仅有5辆行驶的是非机动车道。部分老年代步车穿行时，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多会避让，从而引起短暂的拥堵。
今年56岁的陈爱莲也多次享受过这种“礼遇”。“一个是车子很脆，稍微碰一下就出问题，二来，车里坐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所以一些小心的司机都会主动避让。”陈爱莲说，两年前，儿子花两万多元给她购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这辆车主要用于接送三年级的孙子。“偶尔买个菜，遛个弯，也都是开着它。”陈爱莲对这辆车很满意。“不用考驾照，路边随时都可以停，也不用担心贴罚单，堵大车也堵不住我们。”
为什么没有选择两轮的电动单车，陈爱莲的解释是，为了孩子。“遇上刮风下雨天，路上起码不用打伞，而且冬天的时候车里还有暖气，也冻不着孩子。”对于车子的安全问题，陈爱莲并不担心，她的车子最高时速是40公里，但她一般只开到2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老年代步车的购买使用者，并非只有老年人，很多无购车指标的年轻人，也将代步车作为了出行工具。家住方庄的小达，就买了辆四轮代步车作为轿车替代品，还将限速取消，加大电瓶容量。
6月27日，记者在京沪高速四环至五环路段还“偶遇”一辆老年代步车，行驶在应急车道上。
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近五年来，因低速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83万起，造成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引发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年均分别增长23.3%和30.9%。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016年还公布了代步车安全性碰撞试验结果，被测试的“雷丁”、“大阳”、“金马”三个品牌代步车安全系数低，造成人身损害的风险明显。
没有统一生产标准的行业
一位生产厂家的负责人表示，老年代步车的生产并无国家标准，合格证书都是厂里自己定。
包括老年代步车在内的低速电动车质量参差不齐、事故多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
市民宋先生因怀疑自己购买的老年代步车存在安全故障，将其送到北京市质监局进行质量鉴定。但被告知，老年代步车尚未有国家标准，因此无法鉴定。
2017年1月1日，家住丰台的宋先生在北京世纪丰元商贸有限公司以518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四轮老年代步车。“家里条件一般，买不起轿车，就想买辆代步车，当时销售员告诉我，这车有合格证，能上牌照，也就买了。”
没承想，新车到手一个多月，便因为刹车问题撞了人，“那天我一直踩刹车，后来虽然刹住了，但还是撞到了人，幸好不严重，人家也没怎么计较。我当时就发现这个车的刹车不灵敏，而且刹车的时候会向一边偏。”宋先生告诉记者，除了刹车问题以外，这车还存在遥控车锁不灵敏，车身异响等问题，哪怕厂家几次维修、更换零件以后，刹车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6月29日，记者在宋先生家见到了这辆“大阳”牌老年代步车，两门四座，不管是刹车油门、仪表盘、倒车影像，还是收音机、空调、电动车窗、安全带，应有尽有，看上去就是一辆迷你版的小轿车。
记者注意到，在仪表盘中，可以看到行驶公里数，这辆买了一年半的老年代步车，只跑了569公里。宋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发现了这车的刹车不灵敏，此后就一直在和商家进行协商维修，自己根本不敢开，“这五万块钱就是白花了，心疼。”
宋先生出示的整车合格证显示，该车实为“大阳牌蓄电池牵引车”。而在该车的购车发票中，名称一栏又写作“休闲专用车及其零附件”。
宋先生告诉记者，因为这辆车的问题，自己已经前前后后和厂家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当时想找市质量监督局去做鉴定，但是人家说这种车就没有标准，没办法鉴定。”后来宋先生又将此事投诉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方庄工商所曾为宋先生和店家进行过调解，“店家说这车只要能刹住车就没有问题，所以只能是按二手车回收我的车，我就没有答应。”
记者调查发现，老年代步车在销售时都附有一份车辆合格证书，但每一种品牌的合格标准却不一样。
宋先生所购买的车辆生产合格证显示，“本车符合Q/MLJ170004-2015《大阳低速四轮电动车》的要求，准予出厂”。海宝牌老年代步车则更简单：“本产品经过检验，符合Q/1321BS002-2016《电动三轮车》的要求，准予出厂。”记者查询发现，这些均非国家标准。
“这个行业没有标准，每家都有合格证，但合格证书都是自己厂里定的，真正合不合格只有厂家自己知道。”一位老年代步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位南昌的四轮代步车厂商表示，目前对于四轮代步车国家并无相关标准，各个厂商按照各自的经验做。“以前做电动车的，就按电动车的经验来，做摩托车的就按摩托车的标准来生产。”
禁售后商家销售转入“地下”
一位销售商称，北京超标电动车禁售后，客户只能私下联系，交完定金直接从厂里发货。
6月份，北京市工商部门对电动车经营商户全面开展行政指导，逐一入户进行政策法规宣传，提醒经营者主动采取措施，立即停止销售违规电动车。7月起，对仍在违规销售电动车的商户，工商部门将依法严厉查处，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昨日上午，市工商局对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关停无照经营64户，发现违规销售行为5起，立案2起，查扣违规电动车104辆。
记者探访多家老年代步车店铺发现，所有门店均签下不再售卖老年代步车等违规电动车的承诺书，但部分门店负责人表示，7月1日后仍可购车。
6月28日，在丰台区一家电动车销售门店的展示区，记者并未看到有老年代步车。该门店王经理在反复确认过记者的购买意向后，带着记者走到了马路对面。王经理指着路边几辆不同型号的老年代步车表示，“这些都是我们的”。为何不放在店里销售，“这两天查得紧，车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王经理说。
据王经理介绍，这几款车型中，时速最高的可达50多公里，改装后还可提速。“我们给你改控制器，时速能跑60到70公里。”王经理说。同时，他表示还可以通过更换容量更大的电瓶，最远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20公里以上。价格在30000元到50000元不等。
调查中记者发现，虽然品牌各不相同，但这些老年代步车的最高设计时速大多都在50km甚至更高。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最高时速超过20km即可认定为机动车。
7月1日后是否还可以购买，王经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只有三包，没有购车合同”。
6月29日，在北京世纪丰元商贸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将销售区的20多辆老年代步车调离。崔经理表示，“禁售后看车只能私下联系，但不影响购买，可以随时从厂家调货”。
在探访中，“不用上牌、无需驾照、操作简单”成为经销商们推介老年代步车的共同卖点。也有商家借禁售的名义趁势营销，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再不买过两天就没得买了，这两天很多客户看完后当场就订购了”。
“禁售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好事。”北京某老年代步车公司负责人张先生告诉记者，该公司位于北京新发地汽车交易中心内部，而其生产厂址则在山东德州市。“禁售把这些路边门店的经销商卡死了，但工商部门很少来这里查，我们的市场空间其实是更大了。”张先生说。
据其介绍，公司每年线下零售量在1000台左右，每天可生产20辆左右。禁售之后，仍可正常购车，只是需要提前订购。“这个行业没有标准，你现在做都可以，合格证书都是自己厂里定的，跟汽车不一样。”
“逐步建立老年代步车退出机制”
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政协委员梁红秋提出探讨老年代步车退出机制，建立回购和报废政策。
禁售之后，老年代步车该何去何从？
记者注意到，早在去年全国两会，就有32名人大代表联名要求规范“老年代步车”管理。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梁红秋委员也提出，“老年代步车”存交通安全隐患，应加强规范管理、监管力度以及管理措施。
梁红秋建议称，应加强“老年代步车”的规范管理、监管力度以及管理措施，如对技术、路权、年龄、安全标准等方面做出规范，并采用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智能技术保障行车安全。其次，要加大治理违法现象，参考路面管理配套法律与政策，对无牌照、无驾照、违反规定上路的司机依法查扣，追究法律责任。对违法销售“老年代步车”的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并吊销执照，从而在一年内逐步取缔北京市非法上路的“老年代步车”。
建议中，梁红秋还提出，探讨非法老年代步车退出机制，建立回购和报废政策。明确执法主体，打破监管盲区，避免公安局、交管局、城管等多部门多头执法。建立诚信档案，对违法驾驶和销售“老年代步车”的违法违约不良行为纳入公民信用档案。
梁红秋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平时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三轮或者四轮的老年代步车，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逆行、拉私活，小区里私拉电线进行充电，都是常见的问题，“我也见过一些老年代步车和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此类事故在处置和赔付问题上都很难处理。”
梁红秋表示，老年代步车首先应该从法律层面有明确的界定，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其次便是对应的路权问题，如果是非机动车，那么便不应该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禁售以后，对市面上已经购买的市民，也应有对应的退出机制，“很多老年代步车，都是一些厂家自己制作的，并没有明确的质量标准。禁售以后可以让市民换购符合质量监督标准的、智能性的车辆，这种车辆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除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梁红秋还认为应该对驾驶员本身有所限制，“老年代步车的驾驶员基本都是老年人，那么对于年龄是否有上限规定，老年人本身的身体素质也应有相应标准，比如需要医院提供相应的体检证明，证明驾驶员的身体条件是可以驾驶车辆上路的，包括驾驶员本身的培训问题，这也是对老人本身的一个保护措施。”
北京易车公司首席汽车知识专家陈刚认为，老年代步车问题，除堵以外更应该疏，禁售以后，如何对该行业进行有效监管，以及老年代步车的行业标准，都应尽快出台。
陈刚告诉记者，老年代步车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外出需求，应运而生的一个产品，但因为这种车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归属的行业和监管部门去对其进行管理，才造成市面上一些乱象。
在陈刚看来，禁售之后应该尽快跟上的是如何监管，有效的监管和管理，才能让这个行业良好地发展，并且满足老年人的上路需求。
“现在很多老年代步车的时速是很快的，那么车辆本身的安全问题、制动问题，也需要对应的行业标准。有时候一些老年人为了能开车上路，还会去挂假牌照，这都是问题。”除此之外，陈刚也表示老年人在驾驶车辆以前，应该有相应交通安全方面的培训，以此来加强出行安全。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飞翔 刘经宇 裴剑飞 戴轩
